王锺陵：《二十世纪中西文论史》（全6卷）

文论史，是一门研究在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中发生作用的理论、主张、观念之变迁的学科。它与文学史既相融合，复又有其自身的渊源、沿承、演化及其在思想资料上的独立性。王锺陵教授所著《二十世纪中西文论史》是一部篇幅达四百五十万字的世纪性总结的著作。在国外，与此书同类的著作只有二部：一部是丹麦人勃兰兑斯的《十九世纪文学主流》（160万字），一部是美国人韦勒克的《近代文学批评史》（330万字）。王著不仅在篇幅上远超这两部书，而且在研究的范围上也有了明显的拓展：电影、电视及京剧，还有西方哲学都被纳入到论述中，从而使得这部文论史，成为了第一部门类完备的文艺理论史著作，并大大加深了对西方文论论述的深度。更重要的是，王锺陵教授还在研究方法上大力创新，汇通中西、融贯古今、意在创造，是他这部书的鲜明特色。王著生动地表现了中国当代学者，适应改革开放的时代需要，创造新学术的文化自信。 

——摘自《文论史研究如何创新》，《光明日报》2014年5月20日第16版刊发该书的部分序言，并加“编者按”

我对于这部书，有三项目标：一是接续勃兰兑斯的《十九世纪文学主流》，希望能够形成世纪性总结著述的系列；二是在我从事过文学史研究方法的革新后，继而从事于文论史研究方法的革新；三是在对于二十世纪中西文论都作出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并且凭借我本人以前对于中国中古诗歌史的实际研究，对于文学史方法论的理论研究，对于原始意识、神话思维及文明之发展与分流的研究，以及我创作长篇报告文学、诗歌、散文作品的体会，试图提出一个新的文艺理论体系。

——摘自王锺陵《文论史研究如何创新》，《光明日报》2014年5月20日第16版

创新性是王著最重要、最核心的特点。大到此书的总体思路，小到对具体文艺观点的分析以及对作家与作品得失的评论，《二十世纪中西文论史》具有整体的新颖性与创新性。拿散文来说，作者从散文文体所具有的实用性与文学性的根本矛盾出发，将时务体、杂感、絮语散文、小品文、杂文、速写与报告、特写、抒情散文、问题报告文学、大散文与新潮散文，视之为这一个世纪散文在其纵向发展中的不同环节的承续、并列、转换与展开，从而实现了对一个世纪散文史内在逻辑的流贯的整体把握。这样一种论述是古今中外前所未有的。又如，中国戏剧部分，先从对人类戏剧史上重要的戏剧理论及流行的戏剧观念的分析入手，提出一种新的戏剧本体论，并以此为基点，对京剧的主要特征作出新的概括，对两种代表性的话剧理论——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及布莱希特学说作出评述，对影视的基本特征作出说明。然后再从新的戏剧本体论及由三种戏剧类型各自特性所形成的优劣势的比较上，对20世纪中国戏剧史的内在矛盾作出概括。全书便是依据戏剧史内在矛盾而展开论述的。总体思路上创新性保证了整个论述的新颖性。

与韦氏《近代文学批评史》从未能集中阐述一些理论问题截然相反的是，在这套书中，王锺陵教授以一个人的智慧回答了一个世纪极广泛领域中的理论难题。有些是过去的争论而没有结果的，有的是习焉不察而其实需要认真加以解答者。仅就中国部分而言：像典型问题的争论、阶级性与人民性的关系、中国诗歌的特点、诗歌中小我与大我的关系、格律诗的建立、新诗的发展道路、四体划分的形成、大散文观与散文净化说的争论、民间文学源头论与民间文学正统论的形成过程及其正误、戏剧的定义、样板戏产生的原因及其得失、历史剧写法的争论等一系列问题，都得到了新颖而深入的解答。

这套书的创造性更体现在，王锺陵教授在汇通中西、融贯古今的基础上，创建了一个新的文艺理论体系。这一体系，以新哲学观、历史观、语言观与方法论为基础，以对文艺史的运动规律、具体情状以及对文学体裁与戏剧类型的论述为重点，对文艺的起源、本质、功能作了全新的阐述，实现了文艺理论从认识论向新存在论的过渡与发展。这是世界文艺理论史上的一个重大贡献。

——摘自徐元熙《超越西方同类名著的中国巨著——评王锺陵教授新著<二十世纪中西文论史>》，《学术交流》2016年第2期

王锺陵先生在论述西方文论史研究方法时曾提出“入乎其内、出乎其外”的观点，“入乎其内，是要将其概念说明清楚，理论框架勾划准确，思想变化梳理明白，流派嬗变揭示深入；出乎其外，是要找出其内在的矛盾，指出其不足，更要提出一个比之更高的思路”。笔者认为这个入乎其内、出乎其外的研究方法，也是他的这部《二十世纪中西文论史》研究方法的总特色。入乎其内固然要讲清楚具体的理论观点，出乎其外还应该包括将文论史与其他学科的知识联系起来的跨学科研究，是在超越文论史之外的更大范围中研究文论史。因此，王锺陵先生的这部巨著就不仅是融汇中西、贯通古今的著作，还是一部跨越不同学科，至少打通了文史哲与诸多社会科学的著作。

——摘自李勇《建构融会、超越中西的文艺理论新体系——读王锺陵先生<二十世纪中西文论史>》，《上海文化》2015年第6期

由于将重要作家放置在文学思潮、文学走向或文学理论中加以论述，该著的中国部分对于众多作家都有新颖而深刻的分析。这类例子不胜枚举，兹举朱自清为例。在第三卷中，王锺陵总结说，朱自清的散文创作过程有其典型性的意义：“从写新诗，经散文诗而进入散文的写作，初始有修辞太过的倾向，后因写身边琐事与回忆文，尽量使用口语，而向着言文一致走，继而向着雅人小品靠拢，复因写身边琐事的小品文受到批判，而试图打破小品文，写得大一些，从而产生旅欧游记之写。与此同时，朱自清在语言上也吸收了欧化与文言的成分，达到了言文一致与言文差异的统一；从创作体式上说，也由主观抒发走向客观的表现，复又发现应该让‘我’出现，亦即客观之写中亦应有主体的存在。以上这些，正是作为中国现代散文史的一个重要方面——中国白话散文艺术化的过程，在二三十年代的历史体现。”这一段话不仅从朱自清的创作主张的变动中，解剖出了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白话散文艺术化的过程；而且从这一过程中，更深刻地揭示了作家是如何随着文艺思潮的变化而更换自己的写作路径的。像朱自清曾受到雅人小品的影响这一点，就从未曾被论者们所认识。

——摘自王欣《文论史研究的革新之作》，《文艺报》2016年1月15日第3版

在讨论20世纪中国文论的重大问题时，王锺陵先生也以敏锐的目光和明确的态度剖析困扰中国学者的理论问题。比如，关于“散文”这种文体的本体特征，国内外的文学理论研究者争论很多，莫衷一是。光是散文的名称就有随笔、美文、小品文、杂感等不同的说法。到底什么是散文？王锺陵先生通过对20世纪中国散文史的深入考察，在对一百年来散文史上各种复杂现象进行精深研究的基础上，得出了一个以散文史为依据的散文本体论。从外延来看，王锺陵先生认为散文应该包括叙事、记人、写景、抒情的作品，以及兼具学术性与文学性的学术随笔和杂文。这样的散文既最大程度地涵盖了散文的各种门类，也限定了散文的范围，将那些不具有文学性的应用文字排除在外。在内涵方面，王锺陵先生提出了三个具体的标准：一是散文的审美特性，这是文学散文区别于应用文的根本特性；二是超越性，即散文不能消失在日常的平庸之中，它应该超越于一般生存状态之上，表现出更深的生命体验；三是语言上的综合性。王锺陵先生说，散文的语言“应是言文合一与言文差异之综合”，既要口语化又要对口语进行加工提炼，使其具有通俗易懂又典雅优美的综合特性。上述理论概括不仅切合散文作品的实际，也具有理论的穿透力，远非“形散神不散”之类似是而非的所谓散文理论可比。这个重要发现澄清了中国当代文学理论中长期没有解决的问题，是一个重要贡献。在讨论20世纪中西文论中类似的具体问题时，王锺陵先生总是以自己的创新见解为依据进行分析判断。这样的新见解俯拾皆是，不再一一列举。

——摘自李勇《建构融会、超越中西的文艺理论新体系——读王锺陵先生<二十世纪中西文论史>》，《上海文化》2015年第6期

书中诸多论述中，令笔者特别感兴趣的，首先是作者对荣格和弗洛依德的理论所作的异同比较，通过这一比较，展示了两人在审美观和文学观等方面的联系与差异，既清晰又明了，给人耳目一新之感。作者明白指出：弗洛依德学说的中心概念是“性”，荣格理论的中心概念是“象征”；“性”的病态表现为“情结”，而最具重要性和根本性的“象征”是“原型”；“情结”属于“个体无意识”，“原型”属于“集体无意识”；弗洛依德的学说归结为生物性，而荣格的理论则归结为宗教性。（第一卷第49页）以上论述，点明了两人理论的核心所在及其根本区别。与此同时，作者又清楚指出，弗洛依德和荣格的理论学说，乃是一个大学派中不同的框架设计，它们往往是同中有异，异中有同的。

　　进而，作者论述了弗洛依德与荣格的文学观，两者就是既有异中之同，也有同中之异的。他们的同中之异是：其一，从创作所具有的幻想的性质说，两人都承认幻想是创作力的根源，只是荣格认为，幻想是一种真正的原始经验，而不是派生出来的东西；其二，荣格虽没有否认童年经验的作用，但他更看重神话的价值，认为原始经验深不可测，需要神话的想象和比喻给予它以形式；其三，同弗洛依德肯定个人经验不同，荣格从集体无意识出发否定个人，他认为艺术作品的本质在于它超越个人生活领域，而以艺术家的心灵向人类的心灵说话；其四，弗洛依德强调现实场合对于幻想的作用，而荣格则认为幻想活动所突出的只有过去，并且是人类的早期过去。两人的异中之同是：他们的思维方式都是病理式的，同时，两人都承认他们的理论对艺术分析是无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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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徐志啸《超越前人的文论史新体系》，《中华读书报》2015年6月17日第18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