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广圻校勘：《顾校丛刊》第一辑（4种6册）

第一辑：《礼记》《战国策》《晏子春秋》《古文苑》

顾广圻   校勘

福建人民出版社

2020年6月出版

全套645.00元（分别定价）

古书流传过程中，不免鲁鱼亥豕，经过校勘才更便阅读。校勘也称校雠，原本意在补缺脱、正讹谬，但因校勘者的水平、见解有高下之分，容易出现“本初无误，校乃致误”的情况，尤以明代后期所刻书改窜最甚，以至于顾炎武有“明人刻书而书亡”的慨叹。清人一改前代刻书之弊，在校勘学上取得很大成就，出现一些专事古书校勘的学者，其中常被称举的，就有顾广圻。

顾广圻（1766—1835），字千里，号涧薲，后以字行。元和（今苏州）人。诸生。曾问学于惠栋弟子江声，又与段玉裁、钱大昕、黄丕烈等相往来，专精校勘，为当世所推重。其时江南地区学者、大吏覆刻古书，多延请顾千里主持，如为孙星衍刻《说文解字》《古文苑》《唐律疏议》，为黄丕烈刻《国语》《战国策》《焦氏易林》，为张敦仁刻《礼记》《仪礼》，为胡克家刻《资治通鉴》《文选》，为秦恩复刻《法言》《盐铁论》《骆宾王文集》，为吴鼒刻《晏子春秋》《韩非子》，为汪士钟刻《仪礼疏》等。

顾氏取《北齐书》所载邢劭“日思误书，更是一适”之语，以“思适斋”名其居处。在校刻古书时，践行“以不校校之”的校勘方法，即“毋改易其本来，不校之谓也；能知其是非得失之所以然，校之之谓也”（《礼记考异跋》）。校刻之书，多据宋、元旧本覆刻，如《礼记》据宋抚州公使库刻本，《国语》据天圣明道本，《战国策》据剡川姚氏本，《文选》据南宋尤袤刻本。旧本中的讹误，并不轻加改易，而是将校定是非的考据，别为“札记”“考异”“考证”，附刻于原书之后，力求“举例也简，持论也平，断决也精，引类也富”，“有发疑正读之功，无茧丝牛毛之苦，去凿空腾说之损，收实事求是之益”。如此既能保存旧本面貌，又能提出校勘见解，执一编而可得众本之长，允称古籍整理的范例，至今仍有借鉴意义。

民国间王氏学礼斋刻本《思适斋书跋》书影

顾氏一生勤于校勘，每得到更佳的版本，往往据以剜版重印，因而存在后印本版面虽不如初印本清朗，但校勘却更精审的情况。如嘉庆十一年为张敦仁覆刻宋抚州本《礼记》，底本系从兄顾之逵“小读书堆”所藏，所附《释文》因一时未能寻获而暂用通志堂本。直到十四年后，才据宋本《礼记释文》校勘一过，并将覆刻本误处予以剜改。我们影印时，《礼记》正文部分用上海图书馆藏初印本，《释文》则用天津图书馆、南京图书馆藏嘉庆二十五年后印本，以期能反映顾氏校勘古书的成就，更彰显其孜孜不倦的精神。

顾氏主持校刻之书多由名手许翰屏等写样，再委托江宁等地刻工刊刻，以校勘审慎、摹刻精工、纸墨优良的特点，在清代中后期广泛流行，且有较多的翻刻本。常见者如同治间湖北崇文书局刻《通鉴》《国语》《战国策》《文选》，光绪间清江杨氏飞青阁刻《古文苑》，清末吴县朱氏槐庐刻《说文解字》等，皆据顾氏校刻本翻雕。晚清民国间上海蜚英馆、古书流通处等，又曾以石印技术影印过数种顾氏校刻本，如《国语》《韩非子》《盐铁论》等，均流布较广。顾氏校刻本中也有部分品种素称罕传，如嘉庆十一年为张敦仁校刻《仪礼注疏》，即使缪荃孙、沈曾桐等“久官京朝，遍历南北，于经籍传本收览致多”的著名藏书家也从未见过（见复旦大学图书馆藏本莫棠跋），因而民国初年南浔刘氏嘉业堂曾据原本翻刻。

《八闽文库》之《福建文献集成初编》所收宋叶绍翁撰《四朝闻见录》，国家图书馆藏清抄本，其中朱笔系顾广圻校改

顾氏校刻的古书，博涉四部要籍，不仅为从事文史工作所需，也是一般读者研习古典所必备。近代影印古书的事业兴起以来，多着意于宋元旧椠，清人精校精刻善本的影印尚未形成规模，其中属顾氏校刻者更为少见。有鉴于此，福建人民出版社汇集顾氏校刻之书数十种，分若干辑，陆续印行。各种之前，均请专家撰写影印前言，述其内容大略、版本源流、刊刻经过、文献意义等，以方便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