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评 | “用自己的生命竖一块碑” ——读钟兆云《我的国籍我的血》

《我的国籍我的血》

钟兆云　著

2025年9月出版

定价：88.00元

ISBN　978-7-211-06923-1

钟兆云长篇小说《我的国籍我的血》中的主角何止于李友邦一人？而是包括胡天仇、郑中原、郑中福、骆毓、唐宋、严秀峰、程雪花、杜正在内的许多人。他们凝聚而成的这支台湾义勇队，义无反顾举起抗日旗帜，成为浙闽大地上流动的生力军。他们或利用自己的语言优势在前线协助抗敌，或为部队、民众提供医疗服务，或积极制药稳固抗战大后方，或通过演讲、演剧、撰文等多种形式宣传抗日，他们以及他们的所作所为是烽火岁月中的一盏灯。风雨飘摇时，它不会熄灭；山崩地裂时，它顽强点亮——点亮人心，点亮着抗击日寇入侵、台湾返回祖国怀抱、力争和平世界的路。

一

很显然，为一代敢于抗争、不当亡国奴的热血青年画像，是作者自觉承担的使命。作者何止描摹他们的音容笑貌，更通过丝丝缕缕的细节书写，描摹出他们在幽微、复杂、多变的时代中散发出的精神特质，于是他笔下的郑中原、郑中福兄弟俩，以及谢雪红、胡天仇、程雪花等人成为独一无二、无可替代的这一个。不妨举一二为例。

在郑中原治疗下，糖尿病有所好转，心情大好的林老板每每慨然许诺，只要能彻底治好他的病，就送一栋别墅，又说如果抓住李友邦，再赠茶庄股份若干。只要听到这样的话，郑中原一定连声致谢，眼角眉梢的欣喜与期待总是藏也藏不住。这表情之设置极为重要：既是藏不住，也是藏得住；藏不住的是装得像极了的欢喜，藏得住的是内心的狂喜，这让郑中原的地下身份更加立体。

爸爸杜正的“起死回生”“失而复得”，对杜鹃来讲，是喜从天降。狂喜的她一头扎进爸爸怀里。可是，为了中共省委机关安全转移，使命在肩的爸爸得马上再次离开。情节至此，带出当初夹在国籍证明里的纸条，那上面写着：“杜鹃吾儿：抗战复台，父女赴敌，胸怀祖国，行走天涯，杜鹃啼血，子归父息！”爸爸的生与死不重要，重要的是信念不能忘，如此，才能把胸怀祖国的壮志代代相传。言简意赅的话语，合该出自行事果决的杜正笔端。一张纸条与一句话，把对日寇怀着强烈仇恨的父女俩刻画得血肉清晰。

人物之个性，莫不与细节有关。从细节的呈现来看，分隐性的细节与显性的细节两种。显性的细节固然重要，而隐性的细节则会产生不绝的“内力”，支撑起人物的个性，支撑人物持续前行，更显小说家的笔力。正如武林中，真正的高手往往不显山露水，不喜形于色，含蓄、内敛、低调，甚至隐居、隐退、隐没……得知弟弟郑中福为中共地下党员之后，郑中原感慨万分，说道：你既然走的是正道，何不早说，也省得父亲被你气死！弟弟回道：组织上要求保密，我要严格遵守组织纪律。弟弟的话毫不拖泥带水，不露半点情绪波澜。冷静的回答，可窥见弟弟郑中福性格的沉稳坚毅。对郑中福来说，遵守组织纪律源于深切的爱国情感。他自是孝顺的，心中未必没有波澜，但在家与国之间，他选择了更为根本的后者。后来的岁月里，郑中福多次深入虎穴，常常周旋于日本人与匪寇之间，临危不惧、临难不乱，更是使命感、责任心及纪律性内化于心的结果，人物性格可谓一以贯之。

二

人物个性固然重要，否则小说便不成为小说。与此同时，个性与共性又是并行不悖、融为一体的存在，这是钟兆云笔下青年群像得以深刻、得以感人至深的根本前提。

并行不悖，乃一种层次。二者不违和，没有矛盾，不起冲突，故而具有可信度与说服力。在《我的国籍我的血》中，胡天仇是贯穿始终的人物。这个身份未曾暴露的共产党员，一路追随郑中原、李友邦等来自台湾的抗日斗士，不屈不挠、不折不从，其敏捷、敏锐、敏感，尽显“杀手”本色。与此同时，旁逸斜出的情节安排又让他变得有亲和力。为了给李友邦的家人补充营养，他下水摸虾抓鱼，收获满满；为了在上饶街头寻找失散的严秀峰母女，他灵机一动，用军号吹起了曲调雄壮、旋律悠扬的台湾义勇队队歌。这个“杀手”或保镖不仅不太冷，还一直无私地传递着温度，人物的形象越发丰满。

融为一体，即二者高度贴合，乃人之为立体、大写之“人”的先决条件。这样的人物具有感染力与穿透力，给读者带来感动乃至震撼不在话下。长篇小说中，核心人物的书写，非达至此境界不可。否则，很难说创作是成功的。随着小说情节的推进，严秀峰渐渐成为当仁不让的“女一号”。

面对李友邦如火般的热情与爱意，严秀峰起初有偷偷的欢喜，而后有怯怯的担忧，随后则因缺乏安全感索性一刀两断。可是，当一封封饱含爱意的信件从不远的近处飞来，她一次次扪心自问，在接受与不接受之间矛盾纠结，直至最后，她才勇敢地接受了这份感情。此举，既是敢于直面李友邦，更是勇于直面自我。严秀峰怎样深夜传递重要文件，如何为三青团的建立忘我付出，甚至克服心理障碍，利用“夫人外交”为义勇队争取补给，则是整部作品中的“共性”创作，即她是一位为抗战出生入死的巾帼英雄。而对个人爱情中细致入微、细腻至极的描摹，则是人物个性的展示。她是巾帼英雄，更是一个热气腾腾、渴望爱情的女人。对爱情的渴望与追求，是塑造其人物形象的重要路径。

李友邦则是理想型的人物。这并不是说他没有缺点，而是说这个人物是作者钟兆云心中“抗战必胜”的最现实依托。李友邦对台湾义勇队以及抗战所做的一切，如何赞誉都不过分。无论置身怎样的困境中，他始终坚信抗战必胜，过上安宁和平的日子乃早晚之事。偏偏这样的英雄人物，却认为自己不过是小人物一个。诚如李友邦所言：“历史的车轮有时就需要小人物们不停地推动，我愿意做这样的小人物。”这是发自肺腑的表达，也是高屋建瓴的概括。他很清楚，单靠一个人的力量无法谋得和平与安宁，非万众一心、团结协作不可。他更清楚，如果抗战是滚滚洪流，少不得任何一滴水的全力以赴。甘做这样的小人物，不被党派所局限，不被私利所诱惑，这是领袖气质，也是孟子所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的人。

三

东奔西走、出生入死的抗战岁月，是跌宕起伏的历史，是波谲云诡的舞台。在长篇小说创作中，情境氛围的创设之难度往往不低于人物塑造。虽然它不常被读者谈及，小说之影响力也并不直接依赖它，但其重要性不在人物塑造之下。视之为舞台，不能凸显其重要性，也许可以把它当作土壤，植树造林播撒种子；把它当作空气，在其中欢喜歌哭，柴米油盐；更可以把它当作泉源，缓解焦渴，润泽万物。

在这部作品中，往往三言两语的简笔勾勒，便让人仿佛置身20世纪30年代。这不是件容易的事，可是钟兆云做到了。我想说的是，这一定与写作之前深入全面的史料梳理与高度专注的内心凝视有关。否则，何来此般如在目前、亦真亦幻的情景再现？

当年的福州城是怎样的？“华美跟随父亲进出三坊七巷，驻足街头，饶有兴趣地观看了抗日救亡团体自编自演的《史可法抗清》，还在舞台上看到了花木兰，原来父亲希望自己效法的就是这样帅气的人物啊！在人声鼎沸的救国献金运动中，华美捐出了自己的压岁钱。”虽然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民众亦不忘爱国，心系救亡。在这样的氛围里，郑中原的诊所是团结爱国力量的联络站，女孩郑华美在爱国潮涌中悄然成长着。

彼时福州尚未被日军铁蹄践踏，但是空袭时不时呼啸而至，打破城市安宁，让人魂飞魄散。“在报警声中，华美被母亲紧张地摁在窗口下，却还是倔强地探头来看天空。蓝蓝的天空云雾全无，先是‘嗡嗡嗡’飞来了三只‘铁鸟’，绕市数周后，往城东投了几次弹；接着又来了六只‘铁鸟’，往城西胡乱地拉了些‘黑屎’。乌云朵朵飘起，尖锐的哀鸣此起彼伏。”这一幕幕场景的生动描摹，令读者“闪回”风雨如磐、山河动荡的抗战岁月。

四

从写作题材来看，长篇小说《我的国籍我的血》是钟兆云文学创作的“回头望”：回望华夏儿女生活于水深火热之中，回望炎黄子孙奋斗于风雨飘摇之中，回望祖国母亲隐忍于饱受欺凌、内忧外患之时，若无热爱，何来如此真切、深沉、赤诚的书写？正如小说中，郑中原对留日归国因登台演说遭遇黑枪的台湾青年所作评价——“这位台湾青年情知自己登高而呼有危险，却依然愿意赴死。他从日本回来，就是希望死在祖母母亲的怀抱里；他选择在‘请用国货’碑前演讲，就是想用自己的生命竖一块碑！”用自己的方块字竖起一块精神丰碑，实为钟兆云与他笔下人物在爱国这一层面上的殊途同归。在这部厚重的小说中，该青年如跑龙套的出场，出场即巅峰，转瞬即逝去，生命之火的燃烧既夺目亦短暂。然而，这丝毫不影响他英雄的成色。

通过书中不同人物的塑造，钟兆云不动声色地丰富着爱国精神的内涵与方式。这是他文学创作手法的展示，也是他创作初衷与皈依的展示。

谈论李友邦被关进了杭州陆军监狱时，众人慨叹不已，而胡天仇表达出一如既往的坚定：“多一些同胞像我们这样矢志不移地拥抱苦难中的祖国母亲，用热情、热血温暖祖国母亲每一处冰冷、失血的肌肤，祖国母亲的身子一定会热起来，健壮起来，龙腾虎跃起来！”用自己的热血驱赶冰冷，让热血汇聚越来越多的能量，为千疮百孔的祖国注入更多力量，这是爱国。

如果没有来自台湾的医疗队救死扶伤，东洲的国民抗敌自卫团恐怕无法夺回失地——“激烈的战斗中，还有壮丽的一景，那是一群白衣天使用生命和勇气绘就的真实画面。他们救死扶伤，无所畏惧来回穿梭在弥漫着硝烟和死亡气息的阵地，争分夺秒地和死神赛跑，是那个动荡又惨烈的环境里唯一令人感到踏实的存在。”减少战士们身上的痛楚，哪怕只是减少分毫，也是爱国。

当这样的画面出现在你面前时，你会作何感想？“一群孩子唱歌、跳舞、演戏、贴海报，而且还是清一色从台湾来的，当地百姓倍觉好奇，又见他们小小年纪，已然站在板凳上演讲，像大人一样承担起抗日救国的重任，想进一步了解情况。”宣传抗战必胜，当然是爱国。稚嫩、柔弱的孩子们，也是抗战的一分子。他们无法上阵杀敌，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无能为力，相反，他们大有可为。他们是爱国这一伟大精神的生力军与传承者。

在抗战胜利、台湾光复八十周年之际，向历史深处回头望，李友邦、胡天仇们从来不孤独。丘逢甲以“海东遗民”“痛哭生”等为笔名写就大量诗歌，通过充满血泪的悲痛倾诉，让爱国情怀化为颗颗璀璨耀眼的明珠，这何尝不是爱国。在日本殖民台湾时，沦为“二等公民”的台湾人，即使只能偷偷庆祝，也要在家中过传统佳节如中秋节，这又何尝不是爱国？他们，何尝不是李友邦们的志同道合者？

爱国内涵丰富，爱国路径多。爱国，不止是当下的事，更是中华民族从古至今、直至永远的传承。钟兆云通过《我的国籍我的血》写出的爱国不止是一种精神，而是一条从未断绝的历史长河。这固然是钟兆云用情至深的文学创作，亦是他不断向历史真相靠拢的殚精竭虑。若非如此，中华民族何以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因而从精神挖掘与汲取来看，《我的国籍我的血》更是钟兆云文学创作的“向前看”。爱国，是不管何时都应贮藏并让它不断发酵的精神财富。承平岁月里的爱国，是把先辈奋斗故事牢记心中，是对脚下的这片土地挚爱珍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