缅怀 | 朱绍侯先生和他主编的《中国古代史》

朱绍侯先生（1926—2022），摄于2019年

2022年7月23日下午，我国著名历史学家、河南大学教授朱绍侯先生，因病于开封逝世，享年96岁。朱绍侯先生是我社出版的高等院校文科教材《中国古代史》主编，是深受我社同仁尊重和爱戴的作者和前辈。惊闻朱先生辞世，悲痛之余，我们又重读了先生2011年写下的那篇《曲折的历程美好的回忆——纪念福建人民出版社〈中国古代史〉出版30周年》，更找到了《中国古代史》教材编写团队当事人的追忆及有关的评论，这些珍贵的资料，牵出了诸多令人难忘的回忆。

十院校《中国古代史》教材，自1981年被列入教育部部颁高校文科教材，40多年来一直是国内使用面最广、影响力最大、学术生命力最强的高校文科教材之一，一批又一批历史学专业学生从中汲取营养，一代又一代青年学人从这套书中受惠。这是改革开放以来历史学科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福建人民出版社也由此成为全国首家出版部颁教材的地方出版社。

这部教材从孕育、诞生到修订、完善，凝结着主编朱绍侯先生的心血和智慧，也是十院校联合编写团队博采众长、与时俱进的学术结晶。在朱绍侯先生的主持下，十院校联合编写团队成为一个求同存异、团结友好的学术合作群体，不断从发展的学术中汲取新的学术思想和学术成果，不断对教材的内容和材料做出修订和调整，使这部教材常用常新，长盛不衰，成为改革开放以来多院校合编教材历史上的一个奇迹。

抚今追昔，朱先生似乎并未远去，尤其他留下的精神财富更将与世长存。

当了十院校《中国古代史》教材的主编

1977年高校重新招生时，各校历史系都没有教材可用。1977年3月，西北大学林剑鸣先生、韩养民先生与杭州大学魏得良先生、徐明德先生共同发起，并联合安徽师大、山东大学、陕西师大、河南师大、广西师院等七院校合作编写《中国古代史》教材，约定于1977年12月末在杭州大学召开编写会议。在杭州开会时，南充师院、福建师大、山西大学三院校同志也赶来参加，于是就形成了象征圆满的十院校格局。十院校同仁汇集一起，合作编写教材的热情非常高，但在推选主编的时候却出现了曲折。最初十院校共推西北大学林剑鸣先生为主编，但林先生坚决不接受。之后又推另一位先生，也遭婉拒。合作编写教材没有主编是绝对不行的，推不出主编就意味着十院校合作就要散伙。在此情形下，发起人之一的韩养民先生就和到会的西北大学历史系总支书记李怀贞先生商量，想推我当主编。

——朱绍侯：《曲折的历程美好的回忆》（2011）

当此之时，群龙无首。我向我们系党总支书记李怀贞、古代史教研室主任林剑鸣先生建议：河南师大朱绍侯先生毕业于东北师大研究生班，学术造诣很深，是宽以待人、严于律己的学者，可当主编。林剑鸣先生当时忙于撰写《秦史稿》，无暇顾及教材，他们当即表态支持我的建议，让我会下游说。有了尚方宝剑，我便到陕西师大牛致功、何清谷、杨育坤，安徽师大夏至贤、陈怀荃，广西师大何应忠、卢启勋等先生处游说，他们纷纷表示同意。之后杭州大学历史系总支杨书记（后任杭州市委副书记），山东大学历史系主任陈之安（山大党委书记）、郑培欣，福建师大刘学沛、唐文基，山西大学师道刚，南充师院刘静夫先生等纷纷支持我们的建议。于是，在大家支持下，朱绍侯先生当了十院校《中国古代史》教材的主编。

——韩养民：《美好的回忆——记十院校合编〈中国古代史〉》（2005）

在出版问题上又遇到新的难题

1978年12月底，在广西桂林召开定稿会议，会议前后共开了一个多月，终于完成了定稿任务。但是在出版问题上，又遇到新的难题。按教育部规定，我们的《中国古代史》要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但在同上海人民出版社联系时，他们说1979年出版计划已经定过，十院校《中国古代史》没有列入计划，不能出版。这一下我们可感到紧张了，因为十院校都没有教材，等着在1979年下学期能用上新教材，上海人民出版社计划已满，别的出版社又不能出版，这可怎么办？有人提出说可以先用“内部试用教材”名义出版。我认为这个意见很好，但找哪家出版社心里却没谱。这时福建师大历史系总支书记许在泉对我说，他和福建人民出版社编辑室主任李瑞良很熟，可以通过李先生征求一下福建人民出版社的意见。我赶紧请在泉先生用电话联系。想不到李先生很快就作了答复，说他们愿意出版，而且李先生马上乘飞机赶到桂林和我商量出版事宜，我们很快就达成协议。李先生将《中国古代史》书稿带回到福建后，立即投入审读和编辑加工的工作，以最快的速度，于1979年8月出版了《中国古代史》试用本，解决了十院校教材荒的问题。

——朱绍侯：《曲折的历程美好的回忆》（2011）

这本教材，先后在开封、桂林两地修改、定稿，于1979年5月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作为十院校试用教材。……如果说熊铁基先生是十院校的知音，那么福建人民出版社李瑞良先生则是伯乐。十院校中多是高校中“第三世界”，执笔者中无名家，学术水平良莠不齐，但李瑞良先生慧眼识珠，当即表示支持，乐意出版。

——韩养民：《美好的回忆——记十院校合编〈中国古代史〉》（2005）

长盛不衰、常用常新的背后

教材要有稳定性，又要有可持续性。编写一部教材不容易，要尽量能使其行之久远，具有尽可能长的生命力。但是，学术研究永远是鲜活的、发展的；教材要保持其科学性、先进性，就必须不断从发展的学术中汲取新的学术思想和学术成果，不断对教材的内容和材料做出修订和调整。

在十院校本《中国古代史》出版之后，为了能不断依据新的学术成果修订教材，朱先生发起、组织以十院校教师为基础的中国古代史研究学术讨论会，十院校轮流做东，每年召开一次。每一次会议都安排一个关于教材讨论的专题，认真研究教师们在教学中提出的问题，以备下一次修订教材时参考。这样的学术讨论会一直坚持了十年。

——李振宏：《朱绍侯先生与中国古代史教材建设》（2010）

十院校和福建人民出版社的合作，不仅限于出版教材，我们还联合组办过十多次中国古代史学术研讨会。另外，我们还合作编辑出版过《中国古代史论丛》（10辑）、《中国古代民族关系史研究》和《中国历史文选》（上下册），无论是学术研讨会还是出版的史学著作，在国内外都产生广泛影响，得到史学界的好评。

——朱绍侯：《曲折的历程美好的回忆》（2011）

这部教材历经十几年、二十几年，常用常新，长盛不衰，发行量数十万册，创造了改革开放以来多院校合编教材历史上的一个奇迹；而当时戏称为“第三世界”的十院校的教师，原来互不认识，思想、学术、习惯、观点各不相同，在长达二十多年的时间内，能够求同存异，平等相待，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团结合作，非但编好了教材，而且结下了深情厚谊，同样创造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高等院校历史系关系史上的奇迹。朱绍侯先生作为十院校公认的深孚众望的主编，他不仅以自己的品德和学术，影响和教育了他人；而且他一贯善于听取不同意见，尊重他人，谦虚谨慎，发扬每一位编者的长处，调解编写中的不同矛盾和意见，做出正确的公正的决断，因而取得大家一致的拥护。朱绍侯先生对十院校合编《中国古代史》教材所取得的成功，对十院校友谊的建立和发展，起了核心的作用。

——钱宗范：《我所认识的朱绍侯先生》（2005）

“空前绝后”的十院校《中国古代史》教材

朱先生主编的这部《中国古代史》，已经畅行了二十多年。……这是一部“空前绝后”的合作成果。我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十院校的参加者，都是当时各校中国古代史学科的主要骨干，而且是全身心地投入了编写工作。我认为，这两点过去很少有过，以后也很难有了，所以可以说“空前绝后”。既然是“骨干”而且是全身心投入，那就保证了水平和质量，事实也是如此。其后的修订本，还可以说是“与时俱进”。……这部书影响大，功不小。二十多年几乎是一代青年从书中受惠，甚至还有不少成为各科学术骨干的青年从中受惠（实例应该是有的），这就是该书为国家、为社会培养人才所做的贡献，功不可没。

——熊铁基：《我所认识的朱绍侯先生》（2005）

尽管十院校执笔者文风各异，但秉笔直书，不追时尚，吸收当代科研成果，博采众长，内容丰富，文图并茂，成为一大亮点，恰好适合做普通高校的教材，亦可满足各层次的社会需要。自1982年作为教育部推荐教材之后，重印二十多次，修订改版4次，发行量达百余万册。据前西北大学文博学院院长付建成讲，20世纪末，教育部在广州召开史学教材研究会，会上公布统计资料：全国综合大学、师范大学采用十院校教材者达53%。这套教材出版后，没有大力宣传，没有人为炒作，但进入市场后，却被各院校竞相选择，长期使用达二十余年，使用范围广，时间久，长盛不衰。在全国古代史教材中是空前的，一批又一批学生从中汲取营养，惠及一代又一代读者。

——韩养民：《美好的回忆——记十院校合编〈中国古代史〉》（2005）

十院校《中国古代史》教材6次修订、5个版本书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