滴水穿石，功成不必在我——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的探索与实践·发展篇

 

1996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到福清市调研农业农村工作。（资料图片）

 

“空谈误国，实干兴邦。”“只有干在实处，才能走在前列。”实现中国梦，靠的是发展，靠的是实干。

 

理念源自实践经验的总结提炼，新理念又引领、推动新发展新实践。正所谓“知之愈明，则行之愈笃；行之愈笃，则知之益明”。

 

抚今追昔，在福建工作期间，无论是在特区厦门、老区宁德、省会福州，还是在省委、省政府任职，习近平始终提倡“经济大合唱”，针对发展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提出了一系列具有前瞻性的思想理念，作出了一系列开创性实践。

 

“功成不必在我。”他坚持正确的政绩观、发展观，不贪一时之功，不图一时之名，新官上任不烧“三把火”，以“滴水穿石”的实干精神，为闽东摆脱贫困、振兴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他亲绘发展蓝图。立足当下，着眼长远，甘做铺垫工作，甘抓未成之事，先后为厦门、福州绘制发展蓝图。一张蓝图绘到底，一任接着一任干，如今，两张宏伟蓝图已经变成现实。

 

他重视科技关怀人才。着力培育引领发展的创新动力，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经济结构调整，解决技术难题，让宁德大黄鱼“游”上餐桌，新大陆集团等一批创新企业不断涌现。

 

他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在全国率先谋划和推进生态省建设，在世纪初以最严标准刮起“环保风暴”，让“绿色”成为福建发展最明亮的底色。

 

他始终牢记政府前面“人民”二字。坚持发展为民，让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大力改造棚屋区，让群众住有所居，情系老区山区，努力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

 

“诚重劳轻，求深愿达。”

 

在喜迎党的十九大的日子，本报记者深入八闽大地，且行且看且听，追寻习近平总书记倾力抓发展，推动福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不断攀登新高峰的故事。

 

实事求是，新官上任不烧“三把火”

 

“我们需要的是立足于实际又胸怀长远目标的实干，而不需要不甘寂寞、好高骛远的空想；我们需要的是一步一个脚印的实干精神，而不需要新官上任只烧三把火希图侥幸成功的投机心理；我们需要的是锲而不舍的韧劲，而不需要‘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散漫。”

 

——习近平《摆脱贫困·滴水穿石的启示》

 

“他不讲大话，总是从小事做起，一件一件做起。”时隔30多年，回忆起习近平在厦门，蔡景祥的印象是“务实、唯实”。

 

1985年6月，习近平调任厦门市副市长，刚开始分管农业。当时，蔡景祥担任同安县委书记，常陪同习近平上高山、下海岛，搞调研。

 

“习近平认为，当干部有三招：第一是认路，路都不懂你怎么办事？第二是认邻，多交朋友。第三就是认特点，哪个地方有什么特色、什么资源搞清楚，心中就有数了。所以，他的作风非常扎实。”蔡景祥说。

 

蔡景祥回忆：“我记得，第一次陪习近平在同安调研，他告诉我说这是他到厦门报到后的第5天，当时调研了2天。后来，又来了几次，而且还在山路上颠簸了快2个小时，去了当时非常偏远的莲花镇军营村和白交祠村。”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习近平始终注重走群众路线，倡导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

 

1988年6月底，习近平调任宁德地委书记。由于历史等原因，当时闽东相当落后，全区9个县有6个是贫困县，是全国18个连片贫困区之一，成了“黄金海岸的断裂带”。

 

对新上任的书记，闽东人民充满期待。一些干部群众希望，他能新官上任烧它“三把火”，迅速改变闽东落后面貌。

 

面对群众渴望改变的眼神，习近平没有急着烧“三把火”，而是一头扎进闽东的山山水水进行调研，从认识闽东、熟悉闽东开始。

 

时隔29年，王凌对第一次见到习近平的印象依然深刻，当年他担任宁德地委宣传部副部长。“习书记到宁德第二天，我突然接到地委办打来的电话，说叫我找一些介绍宁德情况的文字和录像资料，送给习书记。我赶紧找了些资料送过去，他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实事求是，爱学习。”王凌回忆说。

 

当年7月初，习近平就带领地委行署一班人，深入全区9个县，开展为期近1个月的调查研究，并形成了到闽东后的第一篇调查报告《弱鸟如何先飞——闽东九县调查随感》。

 

从实际出发，习近平对闽东的发展有了清醒的思考：当时闽东老百姓连温饱都成问题，区情、区力根本不具备跨越式发展、大规模开发的条件，不能一味地谋求超常规发展，而应当把解决吃饭穿衣住房为内容的“摆脱贫困”作为工作主线，为下一步实现跨越发展打基础、创条件、蓄能量。

 

不贪一时之功，不图一时之名。

 

回忆起在宁德的工作，习近平曾表示：“一般讲，刚来的时候，说一些让大家热血沸腾的话很容易，趁大家的劲‘踢三脚’也容易，但是这个劲一挑起来，接着将是巨大的失望，我不能做这种事情。所以，我采取的办法是小火烧温水，常烧不断火，有时还给添点冷水，而不是烧‘三把火’。”

 

习近平提出了“弱鸟先飞”的辩证法。“我们不要想干一夜暴富的事情，也没那个条件，但我们不能输在精神上，人穷志不穷。我给宁德的定位就是弱鸟先飞、滴水穿石、不耻落后。只要锲而不舍，最后总能够旧貌换新颜。”在2017年2月发表的《习近平总书记的扶贫情结》中，习近平回忆。

 

在深入调研、思考的基础上，习近平先后撰写了《对闽东经济发展的思考》《正确处理闽东经济发展的六个关系》等文章，进一步理清了闽东经济发展的思路——“关键在于农业、工业两个轮子怎么转”。

 

针对当时闽东以农业为主的实际，他认为，闽东穷在“农”上，富也要着眼于“农”。而小农经济是富不起来的，小农业没有大前途。因此，必须抓大农业。

 

对于如何发展工业，他提出：“闽东发展的动力在于工业。工业上主要是正确处理速度和效益的关系，两者一手抓，不可偏废。看准效益了，速度还是加快好些，这样闽东才能尽快缩小同其他城市的差距。没有好效益的，一个项目也不能上，特别要注意绝不能为了出政绩而盲目上项目。这是短期行为。”

 

弱鸟如何先飞？习近平特别推崇“滴水穿石”的精神：“一滴滴水对准一块石头，目标一致，矢志不移，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滴下去——这才造就出滴水穿石的神奇！”

 

“习近平同志上任后，没有搞‘新官上任三把火’，没有搞形象工程，而是深入调查研究，实事求是，做打基础的工作。宁德的事慢不得，也急不得。对当时人民热议的种种设想，习书记从实际出发泼了点‘冷水’，他说一下子抱个‘金娃娃’，想法不切合实际。但他又积极谋划，做好准备工作，他说将来时机成熟了，是可以大干一番。”时任宁德地委副书记钟雷兴回忆道。

 

习近平提出的闽东发展路径，既实事求是，使闽东人保持了清醒的头脑，又凝聚人心，振奋士气。习近平调离宁德时，全区已有94%的贫困户基本解决温饱问题。1990年8月12日的《人民日报》以《宁德越过温饱线》为题对此进行了报道。

 

滴水穿石，弱鸟先飞。经过多年奋斗，闽东地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到福州市及省里工作后，习近平依然坚持求真务实，着眼长远打基础，乘势而上抓发展，既尽力而为又量力而行，不搞透支未来、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勇于担当，真正做到对历史和人民负责。

 

两座城市，两张蓝图

 

“改革开放是一项长期、艰巨、复杂的事业，在其发展进程中，许多重大问题要从长计议、慎于决策。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告诉我们，一个地方的建设，如果没有长远的规划，往往会导致建设过程中产生严重的失误，甚至留下永久的遗憾。”

 

——习近平《福州市20年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设想》序言

 

 

2010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

为第十四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开幕启动金钥匙。（资料图片）

 

“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

 

在福建工作期间，习近平既脚踏实地，又高瞻远瞩。他极为重视战略规划对推动区域发展的引领作用，强调要“一张蓝图绘到底”，“一茬接着一茬干”。从他踏足福建工作的第一站——厦门，就是如此。

 

1984年2月，邓小平同志视察厦门，作出了“把经济特区办得更快些更好些”的指示。1985年6月，国务院批准厦门特区扩大到厦门全岛，并逐步实行自由港的某些政策。

 

但对自由港到底有哪些政策、怎么搞，大家并不是很清楚。为此，厦门市委、市政府确定，组织一班人马专门来研究，由时任副市长习近平牵头。

 

如今已年逾八旬的郑金沐因此与习近平有了很多交集。“当时成立了厦门市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研究办公室，由习近平副市长领导这项工作，我当时是厦门市计划委员会副主任，兼任这个办公室主任。”郑金沐回忆说。

 

郑金沐介绍，从1986年8月开始，他们组织了中国社科院、厦门大学等机构的100多名专家教授和实际工作者，围绕“加强对台联系、促进国家统一”和“逐步实施自由港政策、建设自由港型的经济特区”两个基本战略思想，进行了21个专题研究。

 

历时1年半，课题组完成了《1985—2000年厦门经济社会发展战略》总报告，以及21个专题报告。这是全国经济特区中最早编制的一部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规划。

 

著名经济学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马洪当时评价：“这个发展战略，对厦门经济特区制定长远规划、近期实施策略，具有指导意义，同时也为其他地区制定区域性发展战略，提供了有益的经验。”

 

甘做铺垫工作，甘抓未成之事，“功成不必在我”。

 

1990年4月，习近平调任福州市委书记，他依然立足当下，瞩目未来。

 

“今天，我们是站在创造未来的源头上，就应当树立超前的意识，做时代的弄潮人。”在《福州市20年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设想》序言中，习近平这样写道。

 

东方风来满眼春。1992年春，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发表后，神州大地掀起了新一轮改革开放热潮。福州作为全国首批14个沿海开放城市之一，如何再立潮头领风骚？

 

1992年5月，在中国共产党福州市代表会议上，习近平提出：“必须加快经济建设步伐，尽快改变港澳粤闽台南中国海区域内我们处于‘后排就座’的状况。现在我们组织了一个班子，准备做些深层次的探讨，研究20年后福州市将达到怎样一个发展水平。”

 

为此，习近平亲自担任总指导，专门成立课题组开展福州市发展战略研究。“习书记对规划非常重视，几乎每件大事都要先做规划。他不是一拍脑袋就决定，而是非常注重充分调研和论证，做到决策民主化、科学化。”时任福州市委办副主任赵汝棋回忆说。

 

1627名干部围绕581个课题进行调查研究，完成了367篇调研报告；先后开了数十场不同类型的征求意见会；分赴广东、海南、上海等地考察，学习取经；在媒体上开辟“怎样赶上亚洲‘四小龙’”专栏，集思广益……

 

“万人答卷，千人调研，百人论证”，几经商榷，十易其稿，终成定稿。1992年11月，《福州市20年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设想》在福州市委六届六次全体（扩大）会议上审议通过，科学谋划了福州3年、8年、20年的发展蓝图，也正是现在福州人引以为豪的“3820”工程：

 

——用3年时间，使经济上一个大台阶，主要指标在1990年基础上再翻一番；

 

——力争用8年时间，使全市城乡各项人均水平等主要指标达到国内先进城市的发展水平；

 

——用20年时间，达到或接近亚洲中等发达国家或地区当时的平均发展水平。

 

正是有了“3820”工程等符合科学发展规律的宏伟战略指引，上世纪90年代，福州实现历史性大发展。“八五”期间（1991—1995年），福州GDP接连跨过100亿元、200亿元、400亿元大关，1995年突破500亿元，位居全国大中城市前列。

 

20多年后，昔日“纸褙福州城”，今朝繁华新闽都，福州市民对福州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无不感慨万千。

 

作为“3820”工程的参与和见证者，赵汝棋更是深有感触：“我们对照数据就能发现，当年制订的战略目标不但如期实现，而且与实际发展基本吻合。这说明‘3820’战略构想是科学可行、富有前瞻性的。”

 

两座城市，两张蓝图，泽被长远。厦门福州，一南一北，犹如“双子星”，20多年来发展突飞猛进，它们也成为引领八闽腾飞的两个强大“引擎”。

 

依靠科技，大黄鱼“游”上餐桌

 

“经济的竞争，归根结底是科学技术的竞争。世界科学发展的历史表明，科学技术进步是促进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经济需求是推动科技进步的内在因素。”

 

——1990年习近平在福州“科技兴市”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1989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时任宁德地委书记）到宁德地区柘荣县毛纺企业调研。（资料图片）

 

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照耀在宁德三都澳的茫茫海域，渔民们开始了一天的忙碌。在这片壮阔的“海上浮城”上，渔排交织、网箱罗列，绵延数十平方公里，形成了全国最大的大黄鱼养殖基地。

 

很多人并不知道，一度濒危的珍贵鱼种闽东大黄鱼，正因为1991年人工养殖获得成功，才能源源不断地“游”上餐桌，成为我国最大养殖规模的海水鱼和八大优势出口养殖水产品之一，带动诸多相关产业发展，闽东大黄鱼经济得以延续。

 

这与时任宁德地委书记习近平的关心和推动有很大关系。

 

“习书记对宁德发展海水养殖的思路十分清晰，给了我们很大的鼓舞。”回首过去，今年77岁、2014年初才正式退休的“大黄鱼之父”刘家富仍倍感振奋。

 

1988年6月，习近平调任宁德，当时闽东地区以“农林渔”为主，他对如何以科技提升第一产业发展水平非常关注。

 

宁德是“大黄鱼之乡”，具有大黄鱼在此地产卵的独特优势。然而，野生大黄鱼毕竟有限，大黄鱼如果想常吃常有，唯一的路径就是发展人工养殖，但在上世纪80年代之前还没人涉足这一领域。

 

1985年开始担任宁德地区水产技术推广站站长的刘家富，致力于研究大黄鱼人工养殖多年，但遇到不少困难。当时，很多人对人工养殖大黄鱼有没有价值、能不能搞成，还存在不少争议。1987年后，站里的科研工作遇到了经费严重短缺等难题，面临半途而废的危险。

 

困境之下，刘家富想到了向当地党委政府求助。1988年12月1日，他写成《关于开发闽东海水鱼类养殖技术的报告》，提出了闽东海域石斑鱼等珍贵海水鱼类的资源保护、大黄鱼人工养殖技术开发等问题，以及他在这些方面的思考。

 

刘家富将报告寄给宁德地委，习近平得悉后十分重视，在报告上批示：“应把网箱养殖珍贵海鱼当作星火计划发展，并争取上级和海外投资。”他还提出，要集中资源进行科研攻关，解决大黄鱼不能人工养殖的问题。

 

有了习书记的支持鼓励，刘家富主持的大黄鱼人工育苗量产及其养殖应用技术研究于1990年顺利完成。此后，由省科委上报国家科委，1991年7月，大黄鱼网箱养殖项目获得了国家科委农业“星火计划”专项贷款。经科技人员不断攻关，大黄鱼人工养殖成功，推进了产业化，大大增加了当地农民收入。

 

此后，大黄鱼成为我国最大规模的海水网箱养殖鱼类，宁德也建成了全国唯一的国家级大黄鱼原种场。目前，全国80%以上的大黄鱼产自宁德，年产值超过60亿元；“宁德大黄鱼”已被认定为中国驰名商标。

 

不仅是大黄鱼，对靠海的宁德如何依靠科技做好“海的文章”，习近平也十分关心。

 

1989年8月，习近平在宁德地区上半年经济工作分析会议上强调指出：“山海资源开发要向深度、广度进军。地区要研究一些鼓励山海资源开发的政策。”在他的推动下，全区渔业加工生产势头强劲，以对虾为拳头产品的海产品加工带动整个加工业的发展，成为闽东大宗出口商品。

 

经过20多年的发展，宁德的渔业加工从几十个小型加工作坊发展到现在300多家企业，涌现出一批国家级、省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宁德水产品源源不断销往美国、欧盟、日本、韩国等国家和地区。

 

扶持人才，创业创新活力迸发

 

“必须做到‘知、举、用、待、育’五个字，环环相扣，既要知人善任，人尽其才，又要尊重人才，爱护人才，成就人才。”

 

——1991年9月13日，习近平在《福建日报》发表署名文章《念好新时期的“人才经”》

 

“一年之计，莫如树谷；十年之计，莫如树木；终身之计，莫如树人。”

 

正因为科技创新在习近平心中分量很重，因而，他对科技人才、创新企业格外“高看一眼”。

 

创新的事业呼唤创新的人才。上世纪90年代，一支科技团队在习近平的关心支持下，创业创新，开辟“新大陆”，最终成长为福建乃至全国的高科技龙头企业——新大陆科技集团。

 

1994年1月，因为体制机制不顺，新大陆现任董事长胡钢、总裁王晶等科技人才，离开了第一次创业的企业，从零起步开始二次创业。

 

草创阶段，他们遇到了不少困难。“当时，我们非常苦恼，特别希望听听习书记的建议。于是，我就拨通了市委工作人员的电话，希望能在方便的时候找习书记作个汇报。当天下午，工作人员就回了电话，习书记约我们晚上去谈一谈。”王晶说。

 

“在习书记的办公室，我和胡钢把‘想创业并坚持办实业’的想法说了，他非常赞赏。习书记说科技创新之路，不可能一帆风顺，但不管碰到什么困难，一定要坚持走下去。如果有难题，随时会全力支持。”王晶回忆。

 

关键时刻的鼓励和支持，更加坚定了新大陆人创业创新的信心，开启了一段“激情燃烧的岁月”。此后，新大陆渐渐“长大”。

 

2001年5月，新大陆科技园在位于马尾的福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奠基，时任省长习近平发来贺信，希望新大陆“把科技园建成福建省一流的科技城，把新大陆建成国内高水平的民营高科技企业”。

 

20多年，栉风沐雨，爱拼敢赢。秉持“科技创新、实业报国”理念的新大陆，已成长为横跨物联网、数字电视通信、环保科技多个领域的综合性高科技产业集团，二维码、环保紫外C消毒等核心技术已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时隔十多年，新大陆创业创新再次得到习近平的关注。

 

2014年11月1日下午，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调研时来到新大陆科技集团考察。他详细听介绍、看产品、问市场、观实验，重点了解企业自主创新情况。他肯定企业的成长过程是一个很好的创业创新故事，希望他们牢牢扭住科技创新和成果快速产业化，牢牢扭住产业发展前沿，牢牢扭住占领国际市场。

 

看到这家企业不断发展壮大，习近平十分高兴。他感慨地说，20年前，你们和我谈创业理念时候的情景我至今还历历在目。看到企业从小到大，成长为综合高技术企业，今天身临其境，感慨颇多。这充分证明了一个道理，那就是，走创新之路是我们国家，也是我们每个企业发展的必由之路。

 

“习总书记再次到新大陆考察，让我们深受鼓舞。我们会坚定不移走‘科技创新、实业报国’的发展道路，不辜负总书记的殷切嘱托。”王晶说。

 

对本土科技人才关心扶持，对外来人才也是“海纳百川”，聚天下英才而用之。上世纪90年代初，福州每年以上千人的速度引进各类人才，不拘一格引人才，大胆挖潜用人才。福州市科技园区“一区三园”（洪山科技园、仓山科技园、马尾科技园）因为各类人才汇集，发展红红火火。

 

当年，正是在这些科技人才的引领下，福州科技兴市屡创佳绩。据不完全统计，1991年—1995年，福州市共登记科技成果526项，其中，达到国际先进水平34项，属国内首创或国内领先水平149项。实达电脑、新世纪数据等一批创新企业，在当时引人注目。1995年，全市国内生产总值500.26亿元，科技进步因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47.7%。

 

科技，成为日新月异、突飞猛进的福州的一抹亮色。1992年，国家科委正式授予福州市科技园区“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称号。1995年，福州市被评为全国科教兴市先进城市，被国家科委定为国家科技成果推广示范基地。

 

担任福建省委和省政府领导之后，习近平对科技创新、人才培育的重视一如既往。2000年，为更好地实施科教兴省战略，福建成立了省科技教育领导小组，时任省长习近平担任组长。

 

2000年8月17日，习近平主持召开省科技教育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他在讲话中强调，各级各部门要树立“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的观念，努力形成有利于人才培育和引进的新机制，促进各类优秀人才流动的柔性化、自主化，实现人员“能上能下、能进能出”，构建福建跨世纪人才新高地。

 

功以才成，业由才广。到2002年底，福建省高新技术产业单位有1069家，总产值1063.19亿元；增加值294.04亿元，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6.3％，比全国的平均水平约高2个百分点。

 

全国率先，谋划生态省建设

 

“面对新世纪发展新形势和资源环境面临的巨大压力，要求我省创新发展思路，通过以建设生态省为载体，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高资源综合利用率，维护生态良性循环，保障生态安全，努力开创‘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把美好家园奉献给人民群众，把青山绿水留给子孙后代，最终实现我省现代化建设的战略目标。”

 

——2002年习近平在《福建生态省建设总体规划纲要》论证会上的讲话

 

福建山川秀美，森林覆盖率长期位居全国首位，水、空气质量长期位居全国前列，“清新福建”总是任人呼吸。

 

蓝天碧水青山，生态福建，绿色发展，令人艳羡。

 

饮水思源。这一切正是源自十多年前习近平担任福建省省长期间，高瞻远瞩，为福建擘画的建设生态省的宏伟蓝图。

 

世纪之交，福建面临转型之痛：一方面，亚洲金融危机使GDP连续20多年保持年均13%以上增速的福建，速度急刹；另一方面，传统工业发展中伴生的污染问题，让这个人均耕地全国最少、自然灾害频发的沿海省份，面临空前的环境承载压力。

 

下一步发展怎么走？面对发展新形势和资源环境的巨大压力，如何强省富民，需要更深沉的思考，需要创新发展思路。

 

“任何形式的开发利用都要在保护生态的前提下进行，使八闽大地更加山清水秀，使经济社会在资源的永续利用中良性发展。”2000年，习近平及时、清醒地向全省干部群众发出号召。

 

正是循着这样的理念，习近平纵览全局，俯察大势，提出“生态省”建设战略构想，为福建作出了具有历史意义的战略抉择。

 

2001年，省政府成立习近平任组长的生态建设领导小组，开始了福建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生态保护调查。

 

2002年1月23日，习近平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正式提出建设生态省战略：“建设‘生态省’，大力改善生态环境，是促进我省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战略举措，是一项造福当代、惠及后世的宏大工程，要统筹规划、分步实施、积极推进。”编制《福建生态省建设总体规划纲要》也提上日程。

 

“当时不少人连生态是什么都不清楚，甚至有人认为搞生态建设会影响经济建设。在这种背景下，我省提出生态省建设，是相当有战略眼光和前瞻性的。”福建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曾参与福建生态省建设前期调研的专家王开明说。

 

从改革开放到世纪之交，尽管福建取得年均13%以上的GDP增长，但此前由于两岸对峙、国家投入极少，到2000年福建GDP总量仍不足4000亿元、财政总收入不到370亿元。

 

“以这样不算雄厚的实力制定如此宏大的战略规划，的确显示了决策层对生态建设的远见卓识。”时任福建省社科院院长、曾参与生态省规划纲要设计的专家严正说。

 

纲要编制过程，则体现了习近平一贯保持的决策民主化、科学化、求真务实的风格。

 

一方面，政府职能部门起草文本。“加快生态省建设步伐”列为2002年省政府重点调研课题，由习近平担任课题指导；根据省政府部署，省直有关部门完成14个专题的调研后，由当时的省计委牵头组织编制《福建生态省建设总体规划纲要》。

 

一方面，集思广益，扩大社会参与度。省政府委托省计委向省内外各界征集对福建生态省建设的意见和建议，相关启事在《福建日报》头版刊出，以进一步修改完善《纲要》。

 

再者，激荡头脑风暴，听取专家建议意见。而这正来自习近平担任省长时的一个决策创新之举。

 

2000年任福建省省长伊始，习近平就提议并亲自参与组建了福建省政府经济和社会发展顾问团，请各行各业专家为福建发展出谋划策。这些专家大多活跃在理论和实践一线，敢想敢做，他们每年都会向省政府建言献策，习近平也会经常邀请他们参加会议讨论。

 

2002年6月6日，福建省政府专门召开专家咨询会，就《纲要》的编制向来自北京、上海的部分省政府专家顾问团成员、生态环境专家咨询意见。国家环保总局原副局长柯金良、同济大学陈秉钊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张象枢教授等专家，提出了许多颇有见地的意见和建议。

 

最终，《纲要》十易其稿，广泛采纳了社会各界的意见。

 

2002年7月3日，五年一次的全省环保大会召开。习近平指出：“加快发展不仅要为人民群众提供日益丰富的物质产品，而且要全面提高生活质量。环境质量作为生活质量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与经济增长相适应。”

 

他还语重心长地说：“如果经济增长了，人们手中的钱多了，但呼吸的空气是不新鲜的、喝的水是不干净的，健康状况不断下降，那样的经济增长并不是人民群众所希望的。”

 

正是在这次环保大会上，首次明确了生态省建设的工作目标、任务和措施。建设生态省的总体目标是：经过20年的努力奋斗，把福建建设成为生态效益型经济发达、城乡人居环境优美舒适、自然资源永续利用、生态环境全面优化、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经济繁荣、山川秀美、生态文明的可持续发展省份。

 

先谋于局，后谋于略。2002年8月25日，习近平带着《福建生态省建设总体规划纲要》北上，参加国家环保总局与福建省政府联合召开的论证会，时任国家环保总局局长解振华参会。当天是周日，但整个会场气氛热烈、讨论恳切，因为这是一个关乎千秋大业、关乎子孙后代的大课题。

 

福建日报记者刘国军全程参与了此次会议的报道。时隔15年，他还记得这次论证会留给他的“高新实”印象：

 

这次论证会层次很高，不仅国家环保总局局长、省政府一把手参加，而且还请来了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科研院校的17位专家，其中8位是院士，充分体现了决策民主化、科学化。

 

这次论证会话题很新，很多观点都具有前瞻性。这是一场关于绿色的对话，“可持续发展”“循环经济”“湿地修复”“生态经济学”等新词目不暇接。这些概念现在已经广为人知，但在当时人们还似懂非懂，不是太了解它们的内涵。

 

这次论证会会风务实，是一次充满科学精神的“绿色对话”。解振华等人诚恳地分析，习近平认真倾听，走笔如飞地记录；学者们严谨缜密地质疑、建言。

 

在论证会上，习近平如数家珍地介绍了福建的青山秀水，深入阐述了福建生态省建设战略构想的内涵、意义。他还结合自身经历动情地说：“我曾在西部生活过多年，深知环境恶化的灾害。拥有秀美山川而不知道珍惜，无疑是暴殄天物！”

 

专家们热忱倾听、认真审议，最后一致同意通过《福建生态省建设总体规划纲要》评审。此后，福建被列为全国第一批生态省建设试点省份。

 

2004年底，经国家环保总局批准，《福建生态省建设总体规划纲要》出台，提出要在20年内，总投资至少达700亿元，完成以生态农业、生态效益型工业、生态旅游和绿色消费为基础的生态效益型经济等六大体系建设。

 

在推进生态省建设过程中，闽西长汀得到了习近平的格外关注。“五次调研、四次批示”，习近平给力长汀县从“火焰山”蝶变为“花果山”。

 

长汀，曾是我国南方红壤地区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区域之一。老区人民接力奋战，但治理之路异常艰辛。在福建工作期间，习近平曾五次到长汀调研、两次作出批示，推动长汀水土流失治理工作向纵深发展。

 

2000年2月，“开展以长汀严重水土流失区为重点的水土流失综合治理”被列为全省15件为民办实事项目之一，确定每年由省级有关部门扶持1000万元资金。长汀大规模治山治水的大幕，就此拉开。此后连续10年，“长汀水土流失治理”都被列为福建省为民办实事项目，治理工作不断取得新成效。

 

到中央工作后，习近平依然牵挂着。2011年12月和2012年1月，习近平在相关报道和调研报告上，两次作出重要批示，指出“长汀县水土流失治理正处在一个十分重要的节点上，进则全胜，不进则退，应进一步加大支持力度。要总结长汀经验，推动全国水土流失治理工作”。

 

滴水穿石，人一我十。三十多年勠力攻坚，长汀累计治理水土流失面积162万亩，减少水土流失面积近100万亩，森林覆盖率由1986年的59.8%提高到现在的79.4%，实现了“荒山—绿洲—生态家园”的历史性转变。

 

闽山闽水寄深情。2012年3月，习近平在京看望参加全国“两会”的福建代表团时，再次殷切嘱咐：“生态资源是福建最宝贵的资源，生态优势是福建最具竞争力的优势，生态文明建设应当是福建最花力气的建设。”

 

牢记嘱托，接力传承，因时而新，福建不断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让绿色成为福建发展最亮的底色，“清新福建”成为福建的金字招牌。2014年，福建成为全国第一个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2016年，福建成为全国第一个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

 

最严标准，刮起“环保风暴”

 

“21世纪是可持续发展的世纪，这就是未来经济的特点，我们要找差距。现在的经济竞争力，主要表现在环境竞争力上，表现在环境保护这方面做得怎么样。”

 

——2000年5月10日，习近平在福建省重点工业污染企业达标暨闽江、九龙江流域水环境综合整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如今，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不时刮起的“环保风暴”，人们已经不再陌生。因为，全社会一个共识正在形成：发展不能以牺牲环境、破坏生态为代价。

 

时间回溯到本世纪初，那时福建也刮起了“环保风暴”。在全社会对环境保护、生态文明建设的认知还不深的情况下，这场“风暴”令人震撼，至今难以忘怀。

 

这场“环保风暴”是时任福建省省长习近平“刮”起来的，这得从17年前的一场高规格会议说起——2000年5月10日，省政府召开全省重点工业污染企业达标暨闽江、九龙江流域水环境综合整治工作会议，涉及96家企业。

 

这个会是因时而开的，形势紧迫。通过全面整治闽江水污染、闽南建陶业烟尘污染等，全省环境污染加剧的趋势初步得到控制。但是，环境状况总体上仍不容乐观，当时距离全面实现“一控双达标”目标只有7个月，而剩下的任务都是一些难啃的“硬骨头”。

 

特意请96家企业来开会，是因为他们重任在肩。96家省重点工业污染企业，只占全省工业污染企业数的2.04%，但废水排放量却占总量的60.77%，废气排放量占57.13%。

 

“这次会议虽然是工作部署会，但是习近平省长在许多地方脱稿发言，传递了他的许多新理念，发人深省。”虽然过去了17年，时至今日，参加这场会议的时任福建省环保局规划财务处负责人、现任福建省发改委总规划师林向东仍记忆犹新。

 

习近平在会上说：“21世纪是可持续发展的世纪，这就是未来经济的特点，我们要找差距。现在的经济竞争力，主要表现在环境竞争力上，表现在环境保护这方面做得怎么样。”

 

“当时，整个社会对生态、环保还不够重视。他提出这样的论断，非常具有前瞻性，给参会者留下深刻印象。”林向东回忆说，在会上，习近平还一再强调不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来换取经济发展。有的项目很大，投入也很大，也会形成我们今后的一个增长点，形成可观的经济效益，但是由于这个项目可能对海域造成污染，还会影响大气环境，就不能上。他设定项目的一个前提，即只要有污染的，一概不讨论。

 

对于污染严重、效益低下、能耗物耗高的项目，习近平称之为“夕阳工业”，强调要严把审批关。“在审批环节，一定要抓住，不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来换取经济发展。这是现在我们最为严格的一条标准。各级审批部门，不要开任何特殊的口子。无论引进的是什么项目，只要是污染环境的，我们一律是拒绝的。这一条是不能动摇的，在21世纪应该高标准地从严执行。”

 

他还提到了“旧账未还，又欠新账”的例子。福州市的第一水源是闽江，但是以化工、造纸行业为主的废水污染，威胁到闽江水质，因此，上世纪末，福州开辟了第二水源，取敖江之水。然而，由于一些地方的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敖江流域石板材产业产生废水污染，又直接危及第二水源。

 

“之所以开辟第二水源，就是因为第一水源闽江水质面临挑战，现在不要把第二饮用水源搞成比第一饮用水源污染更严重，否则那是劳民伤财啊。”习近平严厉告诫，“为了一点税收，造成人们生命、健康的损失，这是绝不能允许的。”

 

这次会议，非同寻常，因为习近平的严格要求，还有一些缺席者被找来“重点补课”。

 

习近平开宗明义：“这次会议很重要，重要性就在于它是个抓落实的会议。我们还计划开个全省环保工作会议，那个会可能管的时间更长一些，内涵更丰富一些。但是没有这样的具体落实，那样的会开多少也没有用。所以，首先要开好这样的会，把年度的任务抓在手里，认真地加以落实，而且要和责任制联系在一起。”

 

当天会议原本要求96家省重点工业污染企业的法人代表到会，但23名法人代表没有到会，只是派了企业有关人员参加。因此，习近平严肃提出：“今天没有来的，要重点进行补课。”

 

5月20日下午，缺会的重点工业污染企业的法人代表，集中在省环保局五楼会议室统一补课，补课的内容正是十天前会议的精神。

 

求实务实，狠抓落实，是习近平的一贯作风，在厦门、宁德、福州和省里工作时，都是如此。

 

“他经常对我们说：我个人有个习惯，不说则已，说了就要过问到底，否则说的话就是废话，不如不说，不要去浪费别人的时间，浪费自己的脑细胞。既然提出这件事，就要办成这件事，办好这件事。”时任福州市委办主任郭永灿翻出当年的工作笔记本，向记者回忆。

 

言出必行，行必有果。

 

此后，环保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对环境违法行为进行了严肃查处，仅2001年就有659件环境违法案件和138名责任人受到了严肃处理，209家企业、单位被取缔、关闭，98家企业和单位被责令停产治理整顿。

 

污染必须治理，达标才有出路，成了许多企业的共识。2000年初，由于原有的环保设施无法满足生产和发展的要求，南平天元化纤有限公司在规定时间内无法完成省政府限期治理任务，南平市政府决定让公司停产治理整顿，环保设施完善后方能投入生产。

 

这一决定犹如晴天霹雳，在1000多名员工头顶炸响。

 

南纤公司先后召开董事会扩大会、总经理现场办公会、职工代表大会、全体员工动员大会。结果出来了，解决问题的答案是一致的：为了“一控双达标”，生存靠自救。为了生存，1000多名员工集资400多万元生产自救，仅用于污水处理工程就达200多万元。南纤公司污水处理工程终于顺利通过省、市环保局检查验收。

 

截至2002年4月底，福建省列入考核的4695家工业污染企业有89.2%实现达标排放，超额完成了国家和省政府下达的工业污染企业达标的任务。列入考核的6个城市中，环境空气和地面水环境质量按期达标。

 

牢固树立生态红线理念，习近平在福建工作期间始终念兹在兹，原则问题不能有丝毫松懈，不能“越雷池一步”，不能寅吃卯粮、急功近利。

 

生态福建，接力传承。十多年来，福建坚守生态保护红线，走出了一条经济增长和碧水蓝天相伴的康庄大道。水、空气等生态指标持续领先全国；2016年，福建省森林覆盖率达65.95%，继续位居全国首位；厦门、福州空气质量在全国74个重点城市中分别排名第4、5位，令人羡慕。

 

“雪中送炭”，情暖棚屋区

 

“我们要牢记政府前面的‘人民’两个字，代表人民的利益，为人民谋利益。我们党的根本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只有把人民的利益摆在第一位，把实现和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作为我们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才能够得到人民的支持。”

 

——习近平在福建省政府2000年第一次党组（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由于历史、城市建设等原因，福州市城区有不少棚屋区，居民生活条件恶劣。

 

棚屋区居民住的大多是木板房，夏天热得像桑拿房，必须不时往墙上泼水来降温；冬天又四处透风，要层层糊报纸御寒。居民们形容“下雨就漏，见风就响，见火就燃”。福州，因而得名“纸禙福州城”。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福州市大力推进棚屋区改造工程，不断改善居住条件。不过，由于多种原因，到本世纪初，城区还存在不少棚屋区，成为日新月异的城市亟待消除的“灯下黑”。

 

棚屋区群众的居住条件何时能改善？这是习近平始终记挂的一件事，在省长任上还倾力关心、推动。

 

台江区苍霞社区一带，原来就是典型的棚屋区。时隔多年，时任苍霞街道党工委书记陈永辉这样说：“我当时最怕听到消防救火车的呼呼的叫声，一叫我就担心是不是苍霞棚屋又着火了。连片的棚屋区，一家烧起来就是一整片烧起来啊！”

 

2000年7月2日，烈日当空，时任省长习近平没打招呼，来到了苍霞社区棚屋区。

 

“我记得很清楚，那天天气特别热，习省长又是在下午两点左右最热的时候来的。当时的街巷，窄得连车子都开不进来，他就带着大家下车步行，走得满头是汗。”陈永辉回忆。

 

“非常时间”，更能体会群众冷暖。习近平说：“我们在中午最热的时候来看，才能真正体会到住棚屋区群众的困难和疾苦。”

 

正义路27号是一幢二层木屋，130多平方米的屋里住着7户27口人，房屋年久失修，旧板横斜。以帮人宰杀鸭子为业的唐庆旺正在院里忙碌。“省长就笑着朝我走来，让我带他到家里看看。”他回忆说。

 

当时，老唐一家三口是典型的蜗居状态。8平方米的房子，既当客厅又当卧室，年幼的儿子只能住在搭建的阁楼上。“现在回想起来，我们都觉得不可思议，怎么会在那么小的房子里挤着住了那么久。”老唐感慨地说，“当时我们多么渴望有个新的大的房子啊！我们愿望不高，我们这一代就算了，我们的下一代不能再这样住下去了。”

 

老唐回忆说：“省长本来想爬到阁楼上去看看，但他身材高大，很难上去，就在梯子下跟我谈。”在狭小闷热、如同蒸笼一样的木板房里，习近平详细地询问了老唐一家的生活情况。不一会儿，所有人都是大汗淋漓。

 

出来之后，习近平问身边的领导干部：大家知道为什么要选在最热的天、这个时候来棚屋区调研吗？在场的领导，有谁，有谁的直系亲戚住在这样的棚屋区里的？现场气氛一下子严肃起来。习近平说，在这样的环境里就是想让大家亲身体验一下群众的疾苦，加快棚屋区改造的步伐。

 

在随后召开的棚屋区居民座谈会上，八十高龄的杨声锵老大爷热泪盈眶地说：“衣食住行是人生四件大事，党和政府为我们解决了三件，现在，又要为我们解决第四件，我多年的梦想就要实现了！”

 

面对父老乡亲热切期盼的眼神，习近平也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他站了起来：“改革开放以来，福州的变化日新月异，但在这样的大好形势下，我们千万不要忘了那些生活条件困难的群众。改造棚屋区就是维护人民群众的利益。这是一件好事，我们一定要以人民群众满意为原则，多听意见，集思广益，择其善者而从之。”

 

临走时，他对参加座谈会的居民代表说：“请给群众捎个话，政府一定不辜负大家的期盼，把好事办好。”

 

在棚屋区改造指挥部召开的棚屋区改造工作汇报会上，习近平说，“安居”是群众生活的基本要求，安居才能乐业。在改革开放20多年后的今天，还存在成片的棚屋区、“架子房”。我们的政府不仅要“锦上添花”，更要“雪中送炭”。将心比心，我们要设身处地为群众着想，把群众的事放在心上，把钱用在急群众所需上。

 

习近平调研后第八天，7月10日，苍霞棚屋区改造工程正式拉开帷幕。当年8月底，苍霞社区共3441户涉及近万人的动迁工作全部完成。

 

当年10月，福州市委、市政府又挥师南下，改造仓山区上渡等地的棚屋区，仅一个月时间，上渡一期棚改的3531户拆迁户全部搬迁完毕，没有一户上访，创下了福州市旧城改造动迁史上进度最快的纪录。

 

2001年5月1日，苍霞棚屋区回迁安置的所有楼房全部竣工。5月23日，习近平再次深入苍霞社区察看棚屋区改造工程。一年之后重返故地，看到以往的旧房破屋已被拔地而起的崭新住宅楼所取代，习近平十分高兴。他说，我们代表人民群众的利益，绝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必须落实到具体的事情上，让群众真正感受到实惠，感受到温暖，从群众最期盼的事情做起，从群众最困难的事情帮起。

 

当年8月17日，老唐拿到了属于自己的新房钥匙。新房子60平方米，总价10万元，他凑了7万元，贷款3万元，月供500元。看着窗明几净的宽敞房子，他激动万分。“这可是当时全福州最好的房子。住了一辈子棚屋，没想到还能住上这么好的房子，而且是有自己产权的。”回首往事，老唐眼眶湿润。

 

“意莫高于爱民，行莫厚于乐民。”

 

在福建工作期间，这种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一直是习近平坚定的立场和情怀。

 

他始终牢记政府前面的“人民”两个字，像爱自己的父母那样爱老百姓，带领人民向着美好生活坚实迈进。“饮水思源，勿忘老区”，他亲自组织实施“五通”工程建设，加快福建老区建设和发展；推动造福工程、连家船民上岸、少数民族聚居区扶贫等一系列民心工程建设，让改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百姓，引领全体人民奔向共同富裕。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领导者的责任，主要是解决‘桥’与‘路’的问题。”1989年1月，时任宁德地委书记习近平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访谈后来以《为官一场，造福一方》为题，收入《摆脱贫困》书中。

 

习近平说，“桥”，即搭桥，为群众商品生产疏通渠道，架设桥梁。至于“路”，就是确定本地经济发展的路子，要从中央和省里的总体部署，从全局工作的大背景、大前提和本地区的实际情况来考虑。

 

在福建工作期间，习近平既“搭桥”又“修路”，以“滴水穿石”的韧劲、实干精神，推动厦门、宁德、福州以及福建发展迈上一个个新台阶，也为新时期福建加快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福建是我的第二故乡，我对这里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都充满了感情；只要一想起福建，八闽大地历历在目，就像一幅生动的画。”2014年11月初，习近平总书记再次亲临福建考察，他这样表达着对闽山闽水的一片眷念。

 

为福建的灿烂未来而期盼，他深情寄语：要抓住机遇，着力推进科学发展、跨越发展，努力建设机制活、产业优、百姓富、生态美的新福建。

 

牢记总书记嘱托，八闽儿女正抢抓多区叠加的历史机遇，乘势而上，再上新台阶，建设新福建，在追寻中国梦的伟大征程中续写华章！

 

（福建日报记者 段金柱 赵锦飞 通讯员 林宇熙）

 

 

 

 

《福建日报》（2017年8月23日）